全盘西化先锋 岭南第一校长 寂寞文化学人

1964年在中山大学。

小传

      陈序经(1903—1967)，字怀民，海南文昌人，教育家、著名学者。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随后留学美国、德国，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教务长，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职。曾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序经毕生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尤其重视文化研究，提倡在中国创立“文化学”，以“全盘西化论”名世。他曾深入中国农村调查，对闽、粤、桂的船家疍民和东南亚各国华侨进行过较多的调查研究，对东南亚史、华侨史、匈奴史也较有研究。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有《中国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学概观》、《南洋与中国》《社会学的起源》等。

    他的一生中充满了矛盾：

    他留学欧美，倡导“全盘西化”，却经常一袭长袍，一个地道的中国传统谦谦君子形象；

    他优容雅量，宽厚内敛，却先后在国内掀起三次激烈的文化大论战，半生备受争议与误解；

    他“不做官”，拒绝做教育局长、驻外大使，却历任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官职”，无愧为“百年岭南第一校长”；

    他不信教、不入党，以学术独立姿态傲对时代，终被“文革”的暴风雨裹挟而去……

    作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文化史的一个标志性人物，陈序经博大精深、历经坎坷的一生是一个绝好的文本，足以让我们领悟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的轨迹。

    后人感慨：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陈序经，20世纪广东的学术文化会是怎样的图景？

    起码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他在风雨飘摇之际“抢救学人”，我们的“世纪广东学人”专题将失去这些光彩夺目的名字：陈寅恪、姜立夫、王力、容庚、陈耀真、毛文书……

    一个人，与他的时代。留下的，不仅是只能仰望的背影，还有历百劫而不断的百年学术血脉。

    1933年12月29日晚上，中山大学礼堂，一场影响中国文化界的演讲在这里举行。演讲者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30岁岭南大学助理教授陈序经，题目为《中国文化之出路》。一个惊世骇俗的热词“全盘西化”，引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论战。

    论战从广州蔓延到全国。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

    陈序经撰写《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回应，指出“十教授对于文化的意义，简直尚未弄明白”，对“文化”的概念混乱不清；“宣言”表面上是“老生常谈的折衷论调”，骨子里则是“复古与守旧”。随后，全国文化思想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就是中国现代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建设方向的大论战。

    陈序经认为，中国文化正在经历一场大选择，在找出路。出路有三条摆在中国人的面前，由此中国文化界也分成三派：其一是主张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其二是提倡调和的办法，其三是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西洋派。他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走第一与第二条道路，“既不允许复返回古代的道路也不允许应用调和折衷的方法”，唯一可行的道路是第三条道路：全盘西化。因为第一与第二条道路的缺点是，前者昧于文化发展的道理，后者昧于文化一致与和谐的真义。前者误以为环境与时代不变，所以圣人立法可以用诸万世。而后者的认识错误在于以为文化的全部好像是一所旧房子，可以拆散它，看看哪块石块可以利用，哪个木料可以保留，其实文化是完整的，是不可以拆卸与分解的。

    不仅对于复古派，对于声名显赫的“西化”盟友胡适，陈序经也直言批评。胡适建议把“全盘西化”改为“充分世界化”。陈序经认为，胡适的西化是一种折衷的西化，“不够彻底”。

    为了这个“全盘西化”，陈序经在解放后备受误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今，考察这场发生于上世纪学界的争论，不难体察到当年学界精英救亡图存的一片良苦用心。

    多年以后，陈序经的长子、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陈其津认为，陈序经的“全盘西化”的内涵，实际上就是要“现代化”，他提出的“全盘”，就是要区别于当时甚嚣尘上的“复古派”和“折衷派”。当时有一股“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复古思潮，这是“五四”运动的逆流。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主要是针对这股思潮的。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效法西洋工业化。工业发达了，物质文化发达了，精神文明必将随之而变化，这是毫无疑义的。

    自此一役，谦谦君子陈序经以“好辩”蜚声学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思想文化界发生的中西文化争论、乡村建设问题和关于大学发展规划的三次大争论中，陈序经不仅投身其中，且都成为主将。关于乡村建设的论战，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以农为本，从发展农业中求出路。陈序经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以工业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要极力去发展工业，以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他经常到高阳、宝坻、塘沽、静海、定县等地了解农村情况，以实证其主张。历史最终检验，陈序经的主张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

    关于大学发展规划的争论，是由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于1947年提出的发展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而引起的。胡适建议“在第一个五年，由政府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做到第一等地位”。陈序经为此激烈反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指出这个发展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若说“曾得了蒋(介石)主席、张(群)院长以至朱(家骅)部长的赞同，而遂可以谓为公论，这也是一个错误”，他们的态度“只能说是政府的言论，而非社会的公论”。他进而指出：“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求学术独立，从学术的立场来看，是一件致命伤的事情”。敢于公然向最高当政者挑战，陈序经的勇气、风骨、气节，于此可见。

    1948年8月，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陈序经几经抉择，从南开大学回到康乐园，出任岭南大学的校长。

    他当时还无法知道，他将是岭南大学最后一任校长，也是学子眼中的“百年岭南第一校长”。

    陈序经的目标很明确，要为家乡广东办一所一流的大学。他为岭南大学延聘教授之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

    著名数学家姜立夫原为南开数学系主任，1948年已去台湾，陈序经写信将他请回来；陈寅恪先生是史学泰斗，是国民政府抢救学人运动的主要对象，最终出于对陈序经的信任而留在岭南。

    陈序经给岭南留下的人才，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语言学家王力、古文字学家容庚、测绘学家陈永龄、土木工程专家陶葆楷、经济学家张纯明、历史学家梁方仲、医学放射学专家谢志光、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夫妇、教育学家汪德亮、经济学家王正宪，以及王德辉、吴大业、秦光煜、陈国祯、白施恩、许天禄、潘孝瑞、端木正、林为干、郑曾同、蒋相泽、钟一均、廖翔华、杨绣珍等等。这些名字我们今天或熟悉或陌生，但他们都是当时国内学界的俊彦。

    当年岭南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卢永根，在一篇纪念陈序经的文章中写道：“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后挥师南下的时候，不少名教授和学者对党的政策存在疑虑而纷纷南下，准备经香港转往台湾或外国。就在这个时候，陈校长毫不动摇地坚守岗位，以自身的行动和礼贤下士的风范，把一批来自北方的名教授罗致到岭大，说服他们留下来，使他们成为广州解放后的学科带头人。广东省的多数一级教授就是这样来的。”

    陈序经坚持教授治校，他的办学能力突出表现在“识才”与“容才”这两点上。首先，陈序经对于教授学者们不搞宗派，不分是否“海归”，只要有才学者，他都很敬重。其次，陈序经从来不忌才，只要是学校发展需要的学者，他都想邀请来岭大。曾经在西南联大学习、又在岭南大学任教的金属切削理论专家周泽华说，陈序经办岭大，有西南联大的作风，西南联大的作风是学风好，兼容并蓄，只要有学问者，不论什么人都能容。

    陈序经提倡“全盘西化论”，而他延请的陈寅恪却并不认同“全盘西化论”。上世纪50年代中山大学流传着两个无法证实的故事：一个是说陈序经和陈寅恪一次同乘小车进城，到了一个地方司机必须倒车绕行，陈寅恪突然开玩笑地说：陈校长，快捷如小车有时要倒倒车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盘西化”怕也要倒倒车了。陈序经对此只是笑笑。另一个是说陈序经与陈寅恪同席吃饭。陈寅恪早已养成吃牛油、面包、牛奶的习惯，而他知道陈序经习惯用筷子，便笑着说：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这两个故事未必是真的，但是陈序经与陈寅恪在个性上的差异和对某些问题看法的不同却是真的，然而这并没有阻碍他们成为知己。

    曾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法学家端木正评述道：“陈校长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最成功的道理就是能尊重人。他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他说，每位教授在我决定下聘书的时候，已经是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如果我不信任他，就不请他。”

    有趣的是，这位校长虽不愿经商，但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他又刻意求财，展示了理财天赋。一个经典的细节是，为了保证岭大教师能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按时发工资，陈序经利用开学时的学费购入物资储存，需钱用时再卖出去保值、增值。他一直认为校长应该干筹钱的事，让教师安心教学与学术研究。这一理念，正是陈序经坚持“校长要为教授做好服务”的一部分。

    以这些学者的实力，以陈序经的精明实干，岭南大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遗憾的是，历史留给陈序经、留给岭南大学的时间太短了。

    1952年4月，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岭南大学被撤销，其主要院系并入中山大学，其校园康乐园也成了中山大学的校园。自此到1956年，陈序经没有担任任何实质性的行政职务，被安排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做一名教授。

    赋闲四年，1956年对于陈序经来说是个转折点，先是被评为中山大学三位一级教授之一(另两位正是他当时延揽的陈寅恪和姜立夫)，后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还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和广东省政协常委。

    这一变化，与那段时间知识分子整体处境的改善有关。据说，当时担任广东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陶铸赴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时，周总理问道：“广东有位最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能聘到一级教授的教育家，你知道是谁吗？”陶铸一时语塞，总理叮嘱说：“你要向陈序经请教，向他学习一点知人善任的好作风。”此后，陶铸与陈序经几乎结为莫逆之交。还有一个背景不可忽略：当时东南亚华侨筹建新加坡南洋大学，在全球杰出的华人学者中物色校长人选，陈序经的呼声很高。

    1962年底，陶铸执意卸去兼任的暨南大学校长一职，坚请陈序经接任。年近花甲的陈序经便开始了一年多的暨大校长生涯。他亲自登门造访暨大每一位教授，亲自接待返乡来校探访的侨生家长。他对教职员工从不摆校长架子，每每清晨乘小汽车从中山大学住所来校，途中遇有本校人员必定招呼上车，以至校长乘用车被称作“小巴士”。

    陈序经办暨南大学有声有色，但上边传来责难：“为什么找一个党外人士做正校长？”他与陈寅恪等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海外人士的密切关系，也被视为与党争夺知识分子。

    1964年6月他突然接到调令：转任南开大学副校长。陶铸也爱莫能助，陈序经怀着无奈的心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天津。世事难测，转了几圈又回到了原点，旧人已零落，而新人反将旧人当新人。当时南开已有六位副校级干部，他是第七位，只能分管卫生之类，实际无事可做。遇见西南联大老友、历史系教授郑天挺，郑问他现在做些什么，他苦笑一声：“练习烹饪技术(自做伙食)”。

    与“全盘西化论”“岭大校长”相比，陈序经的学术研究较少为世人所知。其实，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竟能成就宏大的学问，而且一有涉足，必然精通。

    陈序经涉猎的学术领域广阔，着力最深、成就最大的是文化学。他先后为文化学撰写了一部内含20分册的巨著，计200万字。1945年他将此书的手稿寄存于美国的H onnold L图书馆，显然为了慎重起见，同时也表明他对书稿的特别珍重。如果他没有先见之明，或许此书手稿也难以逃脱“文革”的灾难。

    解放后，因为他研究的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已通通被当作“资产阶级文化”取消了学科，研究历史乃唯一选择。好在他对古匈奴史、东南亚各国史、西南少数民族史等均有兴趣和学术积累。1952—1966年间，陈序经撰写书稿约250万字，计有《东南亚古史研究》8种、《匈奴史稿》、《西双版纳历史释补》及《中西交通史稿》等。

    近百万字《匈奴史稿》是一部填补研究空白之作。匈奴是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不立文字，无自己的史籍记载。在700多年可考的历史中，中国文献和西方史籍的记载各执一端，互不连接。陈序经在德国留学期间，凡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都极力搜罗，构建了一部完整的匈奴历史。

    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交往甚早，关系密切，是华侨最早的大批量移居地。陈序经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挖掘相关的资料，结合自身对东南亚各地的多次实地考察所得，写出《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禅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亚南海古史初述》等共八种，成为东南亚古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写的《柬埔寨史》让西哈努克亲王叹为观止。

    尤为可贵的是，陈序经的研究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不为政治时尚所左右。他反对学术的功利性和依附性。在他看来，学术研究是为了求真求实，绝不应视学为术以取利。

    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如此成果，其勤奋与毅力令人唏嘘不已。据其家人介绍，他养成了早睡而凌晨4时起来写作的习惯，多年不辍。

    可惜，时代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文革”狂飙突起，陈序经在天津被揪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美帝文化特务”、“黑线人物”等罪名汹涌而至。随后被抄家，夫妻二人被赶至仅几平方米的一小屋内安身，被责令不断地写交代材料。1967年2月16日终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年仅64岁。

    一代大师，殒命北乡。他从德国、美国等地苦心收集保存的3000多册珍贵书籍旋被学校后勤部门当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共得款12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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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陈枫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0-07/21/content_6862936.htm

陈序经之子、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陈其津谈陈序经教育思想对当下的启迪：

不要刻意培养大师 只要破除教育行政化

陈寅恪（中）、姜立夫（右）

1957年6月14日，陈序经在《南方日报》发表发言记录稿《我的几点意见》，反对高校泛政治化现象严重、学术与政治不分

                                                                                          1949年在岭南大学颁授学位证书。

    1967年2月22日，陈序经遗体在天津殡仪馆草草火化。当时，从广州前来奔丧的儿子陈其津一进南开大学，就看到铺天盖地的打倒陈序经的大字报，“文化特务”、“里通外国”等字眼深深灼痛了他的心。他决定，用余生为父亲撰写一部传记，洗脱冤情。

    经过多方寻访父亲故旧，收集父亲的自述文章甚至是历次“运动”的检查手稿，1999年，64岁的陈其津终于出版了《我的父亲陈序经》，一偿三十余载心愿。

    南方日报：陈序经先生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据说您祖父对他的成才起到关键作用？

    陈其津：1903年9月1日，父亲在海南文昌清澜瑶岛村出生。父亲9岁时，祖母去逝，祖父便承担了抚养、教育孩子的职责。后来，祖父去新加坡做生意，便叫人带了父亲去新加坡，在那里读完小学。

    父亲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可成绩一直不好。一年多时间，《三字经》只读了四分之一，还背不下来。一次，老师对祖父说：“你这孩子实在太笨，用斧头打开脑子装书进去怕也没有用，将来最好跟你做生意。”

    我的祖父虽只是一个念过半年私塾的商人，却非常有远见。他对父亲的培养有着长远的考虑：既要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又要学好外文，有宽广的世界视野，做一个贯通中西的学问人。

    在新加坡读小学后，1919年秋，父亲被祖父送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附中。岭大附中学费之贵，甲于全国，有贵族学校之称。然而祖父对此全不考虑，只是嘱咐父亲三件事：一是照顾身体好好读书，不负逝去母亲的期望；二是切勿想在国内做官；三是切勿想回南洋做生意。

    承载着祖父的期望，父亲在岭大附中读书时极其勤奋刻苦。为了念好英文，父亲在宿舍熄灯后，常常到厕所去接着读。

    仅仅8年时间，父亲就读完了中学、大学的全部课程，并取得了美国伊利诺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其中中学仅读了2年，大学3年，硕士1年，博士2年。

    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祖父又坚持要父亲再到欧洲去留学数年，要父亲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为了筹钱让父亲去欧洲，祖父将自已一个椰子园的股票出售一半，预备让父亲去德国2年，到法国2年，再去英国学习1年。父亲曾跟我们说尽管祖父在培养子女的问题上近乎奢侈，可自己的生活却很节俭。有次祖父和父亲从新加坡回国时，祖父只买了一张二等舱的轮船票给父亲，而他自己则坐帆船。

    父亲在德国留学时，勤奋一任其旧。他自己曾说过“我差不多每天都费十多个钟头去研究主权可分论，不但是欧洲公园的瑞士没有时间去领略，连人家每月一次送来的国家戏院的入场券，也抽不出空来陪我妻去听听。”由于过度劳累，不幸于1931年2月得了肺病，吐血不止，在医院住院数月，不久便离开德国回国了。在离开欧洲之前，他已经能够掌握四种外文(英文、德文、法文和拉丁文)。他的思想和视野由此更为深刻和宏阔。

    南方日报：有个说法，您父亲虽然提倡全盘西化论，却喜欢穿长袍、吃中餐，一直是地道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

    陈其津：父亲一生都在国内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事业，从没离开过大学。上世纪20年代末，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邀请父亲出任广州教育局局长，被父亲婉谢。1945年，父亲从美国讲学回国，国民政府的宋子文想请他当驻暹罗大使，父亲坚决推辞。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提倡“全盘西化”的父亲一定热衷于西式的生活。可事实上，他的生活却是很乡土、中国式的，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节俭甚至有些保守的生活美德。父亲曾给我们讲他解放前去香港的经历：当他身着长袍上车时，乘务员对如此穿着的人却手持A级车票大为惊奇，连连说：“先生，你上错了车厢吧？”1962年，我的妻子贻婴第一次到家里见公婆，见到我的父亲还穿着旧中式长袍，甚为惊奇。

    父亲对祖国的感情也并没有因为“全盘西化”的主张而打折。解放前夕，有海外朋友提供条件让他出国，他没有去。1948年后，因时局变化，有人建议把岭南大学迁去香港，父亲坚决反对。父亲也是热爱家乡的。尽管长期在广州生活，但父亲到1964年还对我们说，他退休后要回家乡海南清澜去住。我至今还记得在家的时候，每天父亲起床最早，炉子熄了便常常由他劈柴生火和煮粥。父亲最喜欢咸鱼送粥吃，这是海南家乡的特有风味。

    财富的淡泊

    南方日报：据说陈先生的生活非常简朴。

    陈其津：父亲最大的优良品质就是不贪财。直到1967年父亲去世，我们家里也没有一台电视机、电唱机、照相机，也没有什么古玩、字画或雕塑之类的东西。家里的客厅、走廊和书房放满了书架和书。父亲不跳舞、不打牌和 麻 将 。 有 一 次 过节，岭南大学的侨生在我家聚餐时想开舞会，父亲却只让他们聚 餐 ， 坚 决不同意开舞会。

    也正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陈序经不贪财，不当官，不做生意，所以当父亲为教育筹款借钱时，人们大都乐于帮忙。著名法学家端木正教授曾回忆父亲说：“我请教过他，他是一个青年的广东教授，怎么到了天津会受到张伯苓校长(南开大学创办人、校长)的重用？陈先生说，张校长有一次说南开经费困难，需要赶紧借一笔钱，很费张罗。陈先生就跟天津几家银行的朋友通电话，钱就借来了。张校长问，你用什么担保？陈先生答，没有担保，靠朋友交情。张校长又惊又喜，说办私立大学要有两桩本事，一要能找钱，二要能找人，现在你都能做到了。”这也是为什么在1948年父亲已任岭南大学校长时，张伯苓先生还想要父亲回南开，接替他任南开大学校长，甚至让他兼做岭大或南开两校校长。

    作为校长，尽管父亲常常因为筹款而忙碌，但父亲一生最大的爱好还是做学问，总是努力为做学问的人做好事。父亲办学总是想办法筹钱为教师学者做研究工作提供条件，从不让教师学者们去创收筹钱。他认为只有让学者们安心研究，才能确保学术的品质。在他一生中，只有几年未担任学校行政工作。由于白天有繁忙的行政事务，无暇做学问研究，父亲就常常在早上4点前就起床写作，几十年都是如此。其中，200万字的《文化学论丛》、120万字的《东南亚古史研究》、100万字的《匈奴史稿》以及其他著作，大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教育的弊端

    南方日报：陈序经先生的教育思想对当下有什么启迪？

    陈其津：我和父亲一辈子基本上都在高校工作，目睹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走过不少弯路。这两年，大家都在讨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大师，如何建设一流大学？我认为，父亲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父亲曾参与两次教育问题的大争论，分别是1932年5月反对“大学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和1947年9月反对胡适提出的“政府指定五所大学做到第一等地位”。在《论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一文中，父亲写道：

    “学术的发展必需能自由发表意见，自由参加讨论，这样作去，才能发明新学理、新事物。所以教育当局对于大学的行政工作，固不应处处加以干涉，而对于研究的工作，更不当加以统制。然而，教育当局在近年以来，对大学的行政与研究工作，以及教学方面的管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院系的规定，理工的注重，以至课程的编制，无一不使大学的教育成为机械化、公式化，这根本上是违反了大学教育的目的。”

      父亲此言，道出了我们教育系统几十年来存在的弊病根源。其实，我们用不着刻意去“培养”什么大师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只要能真正实现学术自由，破除教育行政化，鼓励创新而不是创收，真正释放大批真才实学的学者们的潜能，不愁我们不能在世界学术高峰上与别人比试高低。

广东社科院研究员叶显恩谈陈序经：

一个爱国者的“西化”苦心

     近年来，国内关于陈序经的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逐步升温。广东社科院研究员叶显恩认为，陈序经先生在为人上，留下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忠于良知，不曲学阿世。在为学上，不计名利得失，经过格物致知的探索，以学贯中西的远见卓识，开创新学科，并构建自身的学术体系。他淡泊耿介的为人风格，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经过历史潮流的检验，披沙见金，益见其为人为学堪当楷模，因而，他离去愈远，愈为后学者所追思所景仰。

    年过七旬的叶显恩回忆说，1962年，他投入中山大学梁方仲教授门下攻读明清经济史专业。“此时陈序经先生已经出任暨南大学校长，仍然居住中山大学马岗顶旧居，与导师梁先生近邻。他们彼此过从甚密，我因而在梁师府上得谒识之缘。知道与陈先生有同乡之谊，更使我增添了诸多亲切感。每当我在校园里遇到陈先生，总是情不自禁地驻足并 以 崇 敬 的 目 光 送 他 远离。”

    被误解的“全盘西化论”

    南方日报：陈序经先生一生最为人知也最受误解的，无疑就是“全盘西化论”。如今我们应该怎样评价？

    叶显恩：中西文化争论中，陈先生旗帜鲜明地批判当时泛滥着的复古守旧逆流和折中妥协思潮，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其理论支柱是“文化不可分论”。由此引发了他长期苦心孤诣地创建“文化学”的学科体系。

    “西化”一词，最易引起误解和厌恶。这是由于中国长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压迫而引发国人对西方列强产生憎恶的心结。加之陈先生在同论敌辩论中说了一些欠周的激愤之词，因而遭到误解和无端的伤害，就在所难免了。

    事经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年关于“西化”的一些疑惑和争论，已为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所澄清。这场争论的当事人也都已作古，尘埃落定。因此，可以对这场中西文化的争论作出冷静的理性的评价。

    窃以为要真正了解和把握陈先生提出“全盘西化”的用意及其精义，必须站在世界文化史的高度，把这场“中西文化争论”纳入当时中国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的背景下审视，并结合陈先生本人的学术主体实践作综合探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理解这场争论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出现；也才有可能厘清陈先生思想的源流，从而理解他提出的“全盘西化”的真正含义。

    从近年来发表的数十篇论著看，也的确多从揭示陈序经先生的价值取向及精神实质着眼，对之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有的学者把这场“全盘西化的争论”置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期文化学构建总体中，结合陈先生的学术主体实践作深入分析，既对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作了学理的评判，又力求对当事人作同情的了解。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今后必将有更多的学者跟踪而上，不断地推进陈序经的研究。

    德国汉学家柏克(K laus Birk)曾经指出“陈序经对各种西方文化理论也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然而，他并没有无保留地接收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个。陈序经是梁漱溟之后，中国第一个可以将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和对其他立场的批评，建立在自己的、相当系统的文化理论基础上的人。”此说是中肯的。在其忠诚的爱国情怀的驱使下，他创建的中国文化学体系，处于国际学术的前沿，是中国文化学的真正开创者。

    他的“全盘西化”论，是与他的文化学体系密切相连的。只要从文化学的角度对陈序经的学术体系加以通盘梳理，就不难理解陈先生的西化，指的是世界经过长期融汇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亦即民主、自由、社会主义等基本要素的西方文化，亦即是一种世界文化的趋势，未来的潮流。他曾明确指出，“现代西洋文化，又可以代表世界文化”。“从历史的眼光去看，这是世界文化的博物馆，从文化内容方面看，这是世界文化的总汇”。(见《文化学概观》第4册)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希伯来、中国等文化要素都包括其中。“西化”一词，只不过是一个文化符号，不应理解为绝对确指某一地域的文化。他的“全盘西化论”，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提出救亡兴国的应急主张，旨在追求文化进步，超越传统文化，继而超越西洋文化，创造出新的文化。

    他如此坚毅执著地呼唤“西化”，是基于当时守旧势力的强大所使然。正当复古倒退浊浪滔天之时，要与旧文化离异，要与旧传统决裂，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接受西方文明，就非以一种破旧立新的彻底态度不可。期望以“西化”理论改造中国，把中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的用心之切，乃至说出不中听的激愤之词，也只是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前景。只要了解陈先生提出西化的用心及其真正的含义，就不难体会出他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

    “我是为教授服务的”

    南方日报：陈序经的办学理念至今为人称颂，其中有哪些值得现在借鉴？

    叶显恩：陈序经先生常对人说，我是为教授服务的，且说到做到，尽力为他人排解困难。对学校的勤杂工友，也一视同仁，优容宽待。他优容雅量，坦诚宽厚待人，自然令人感到亲切可爱，深得知识分子的景仰和爱戴，赢得“善于团结人”的美誉。所以当1949年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实施时，他能说服国学大师陈寅恪等一批第一流的专家留在他主政的岭南大学执教。

    作为私立大学校长，陈序经掌管大额款项，但对各种款项，分文不动，以廉洁奉公自律。薪水收入，除供家内日常开销外，便用于学术活动的开支，平日不作积蓄。他勤奋敬业，一贯平生，常以“刻苦耐劳”四字自励励人，他没有因承担繁杂的校务管理而松懈教学著述。

    “学成一不参政，二不经商，以学报国”，是其父对他的训示与期望。陈先生对此，一直奉为圭臬。他平生未曾参政或参加过任何党派。1945年他以“不改行”为由，拒绝了宋子文要他出任泰国大使的官衔。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以前往香港公干为借口，拒绝了蒋介石在广州的宴请。凭其学历和家庭背景，他完全有可能跻身政界和实业界。但他恪守庭训，坚定立足于教育事业岗位上，为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繁荣，竭尽全力，终生不渝。

    陈先生对晚辈新秀，竭诚鼓励，并奖掖扶持。对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学者，都能说出他出生地，重要的学历，受教的导师，乃至专攻的学术课题。聘请来校任教时，每每亲到码头迎接。作为一个学界大师，他自有识珠的慧眼，绝不会依资格轩轾高下，而能从其言行论著中看出其才学和人品，甚至在未成器前已预卜其人未来的学术前程。

    1939年，青年学子吴于廑在昆明谒见陈序经。相谈后，陈先生觉得吴于廑是一堪加造就之才，对他青睐有加。先是 收 他 到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所 研读，继而助他赴美留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吴于廑学成回国，陈先生还在广州代为操办婚事并充当婚礼的证婚人。吴于廑后来成为西洋史研究方面的泰斗，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是我大学时代的业师。吴先生每当提及陈先生，总以恩师称之，景仰之情溢于言表。